Methodolgy introducation from Nielson & Kantar freshly trained this afternoon to share with you:

Nielson RA Notes:
Geographically data covers:
E1: Zhejiang + Jiangsu
E2: Anhui + Henan
Shanghai
N1: Heilongjiang, Liaoning, Jilin
N2: Heibei, Shandong, Shanxi, Tianjin
Greater BJ
W1: Shanxi, Sichuan, Chongqing
W2: Guangxi ,Guizhou, Yunnan
CD
S1: Hubei, Hunan
S2: Fujian, Jiangxi
GD:
Guangzhou
PRD: Pearl River Delta
BOG: Balance of Guangdong

Key cities: BJ/SH/GZ/CD
A Cities: capital of province + Dalian + Qingdao + Shenzhen
B Cities: capital cities of area
C cities: capital cities of Xian
D cities: other cities exclude from Xian
Town

MT:
Hyper Market >6000m2
Super Market 1000-6000m2
Mini Market <1000m2, like watson
Convinience Store <500m2

TT:
Grocery
General Store
Cosmetics Store
Soft drink/Ice cream store

Audit: 1) Menu audit，以进销存方式核算 2)Scan data, cooperated market provide to Nielson

1，听到朝廷讲话，有时候要反过来想。央行说下半年要继续保证一定的流动性，实际上他的真正目的正好相反——逐渐收紧银根，它当然不能直接说下半年我们要收紧银根，这样一来大家都害怕，央行的如意算盘是大家有钱的出钱搞活经济，我悄悄退出刺激政策，这样一来，对经济的波动幅度最小，而央行刺激政策又能顺利退出完成过渡。

2，房产税不太可能出台。朝廷变聪明了，在什么地方变聪明了？懂得利用预期来进行调控了。以前什么都是实打实的政策，这次不一样，通过新闻媒体造势让大伙觉得房产税这头狼真会来。美国出宏调政策是有规定的，出政策的同时要做好沟通工作，就是让社会各界理解高层的意图以便更好地实现调控，这样的调控最为有效，朝廷显然活学活用了。

3，为什么房产税不会出台？真正原因是房产税出台会带来恶性通胀。中国的经济总量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而货币发行量近期却超过了美国。这意味着小明家有四台电视机价值1万RMB，而你家只有一台电视机，价值却也是1万RMB。这么多货币都在哪里？大部分都在房市里。如果推出房产税，大量资金将从房市流出，从而推高所有的其他生活用品的价格引发恶性通胀，CPI将会变得非常难看。而这一点高层是最忌讳的，这意味着非常高的政治风险。

4，近期有学者质疑最近的CPI在3%左右徘徊是否真实。我觉得有两个可能，第一，CPI是真实的，因为大部分资金全部囤积在房市，而CPI中不含房价。第二，CPI的确不真实，童妓局为了不出乱子，使了吃奶的劲压着呢。如果如第一种情况而言，那么出台房产税的后果可想而知。

5，那么房产税不能出台，是否意味着房价还会涨？房价的推动因素是多样的，对于房价真正的威胁，不是市场性的宏观调控，收税也好收紧贷款也好，都只能影响一时的房价，改变不了房价的长期走势。那么真正的威胁是什么？是朝廷转变思路——把住房作为一种社会福利来对待，而不是一种商品。

6，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某些地方走了极端，比如，把什么东西都放到市场上来解决问题，商品房就是典型中的典型。实际上，在香港在新加坡，房子是被更多地定义为社会福利的。超过50%甚至80%的房子都是由政府建设，剩下不多的房子才是商品房供有钱人居住。而目前商品房几乎垄断了100%的中国住房市场，那些所谓的经济适用房有多少人能申请得到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就是问题所在。

7，继续追根溯源，产生商品房垄断市场，经济适用房无法生根的原因，自然是地方贪求经济增长的好看，而牺牲长远的社会福利和稳定，这一点与朝廷产生了矛盾。这个矛盾的严重性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一定会被朝廷意识到，而就是在这个时候，政府建房会被提上议事日程，一改以前的散漫态度，以严肃认真的政治任务压到地方的考核中。

8，起初的时候，因为有各种合力的支持，房价并没有大碍，然而当政府建房比例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出现房价的拐点，而这个拐点也会被各种投资资金提前嗅到，在房价拐点来临之前，资金就开始大幅度流出，房价从此一蹶不振。

结论：观察中央对于房产的定性至关重要，观察地方政府对于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力度至关重要，观察政府建房在所有房子中的比例走势至关重要。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初期，经济增长带来边际效用非常大，所以这个时候经济增长的成本往往被忽略不计。但越是到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无论是人们主观感受到的，还是实际支出的，都变得越来越大。我们正在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经历一个成本不断递增的过程，而且变得越来越难以负担。

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

原文刊登于《新周刊》文/陈漠

中国人,赶时间。

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若不能,就会琢磨:为什么别人排的队总比我的快呢?

没有时间感的中国人变成了最着急最不耐烦的地球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带来烦躁,便利加重烦躁,时代的心态就是再也不愿意等。

可以快,就决不能慢。有了比较,加上重复、单调、复杂、呆板、逼仄、拖延、消耗、超出理解范围、失控和不公平等经常性的情境,中国人急不可耐,又因欲求未满而耐心等待,焦躁不安又心安理得。

Mokconnected评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正在走入一种走火入魔的状态，ZF对经济增长存在着误读，或者更准确地说，存在着体制带来的短视，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并不等于一切以经济增长为第一目标，如果不顾手段而纯粹追求一时的所谓经济发展，那跟杀鸡取卵、涸泽而渔有什么区别？我想，对于执政者未来的要求，除了要有合适的经济增长之外，还需要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平衡，以及一个对健康的经济增长的定义。否则，整个社会的体制性动力将把我们带入另一个物欲横流和人吃人的社会。

这是又一个十年的开始。

当人们正匆忙总结中国模式这类宏大主题的时候，中国的底层社会却已低悬着一股暴戾之气。从福建开始，到广东、江苏，山东，直到陕西，一系列的杀童案件，在中国早已经司空见惯的暴力画面上，加上了最刺激的一抹血红。如果杀人不足为怪的话，那么，具有系统性的杀童，则无疑彻底颠覆了此类无特定对象杀人案件的社会 心理学意义。它驱迫我们去追索这样一个问题：在这种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残杀背后，在这个狂欢着的财富时代背后，究竟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结构？

在这些案件中，我们容易发现，杀人者是社会的弱者，而被害者则是社会的更弱者和最弱者：儿童。如此，一条极为清晰的杀人逻辑就立即显示出来：弱者对更弱者， 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这些案件所呈现出的，已经远远不是蒙昧时期狂热和混乱的屠杀逻辑，而是一种包藏着更加极端也更加残忍的冷静计算过程。显 然，这是“弱者对更弱者的战争”，是弱者向社会所发动的一场超限战。当弱者无力发动常规战争，而又必须对这个社会实施他们心目中的惩罚的时候，选择比他们 更弱者就是更为可能并唯一具有震撼性的方式。杀人者成功地向我们表达了这样一种行动逻辑：弱肉强食。然而，这种早已过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野蛮原则， 又何尝不是潜藏于我们这个“文明”社会之下一种普遍的社会行动逻辑呢？它又何尝不是深嵌于我们民族集体意识之中的一种精神结构的表征呢？偶发的、零散的杀 童案件或许可以像精神病专家那样归结为个人的精神问题，但系统的、集中的杀童事件大概就只能归咎于这个社会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弱肉强食的集体无意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中国是如何蜕变为一个野兽出没的原始丛林的？

1949年之后，出于赶超目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国家层面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一目标在改革前和改革后并没有什么不同。及至1990年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弱化，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在国家层面逐渐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国改革初期，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与微观层面的个体福利增进，几乎是同步的。因为这一缘故，经济增长为政府在民间开辟了一条新的合法性来源。正是洞悉了这一奥秘，在1990年代，经济增长实际上变成了中国各级政府唯一的和压倒性的施政目标，成为全体中国人唯一可以短暂共享的意识形态。易言之，只要能够达成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任何手段就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鼓励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市场化方式重新组织社会资源的过程。这个过程让大量个人从原来的单位被释放到一个陌生的社会之中。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之中，那些缺乏 政治保护的单位在竞争过程中大量解体。从前托身于这些单位的个人也被迅速抛入了竞争的海洋中。国有、集体单位的下岗职工，以及原来隶属于人民公社的农民成 为这一人口洪流的主体。对于这些个人而言，这虽然意味着获得了某种自由，但其代价则是他们同时也失去了从以前单位获得的某种哪怕是最低限度的保护。这一过 程在心理层面对这些个体的冲击是相当剧烈的。如果强势者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更多的是自由的话，那么对于弱势者，在这个过程所感受到的可能更多是无助与孤 独。克服这一巨大的社会心理断裂的办法应该是让他们在新的社会角色中被重新组织起来，并成为一个可以表达诉求的单元，但不幸的是，中国在1980年代之后独特的政治困境从根本上断绝了这一可能。如此，人数巨大的社会成员就变成了一个个完全没有联系的原子化个体。他们不仅从政治上、经济上，因而也从心理上被彻底孤立，成为一个个与社会结构完全脱离的盲流。

如果在改革开放早期，这一历史结果多少是有些偶然的话，那么在这一过程的后期直到今天，这个后果则是各级政府刻意维护和推动的。因为有心人发现，将社会粉碎 为原子化的单个的个体，无论是在与强大的政府的博弈中，还是在与雇主的经济博弈中，单个个体将陷入极端孤立和弱势的状态。这可以逼迫他们接受所谓市场形成 的劳动力价格，接受生存环境的恶化，因而也极大地降低经济增长的成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一策略非常奏效。这让一些人深信，只要不被饿死，这些人就必 然以某种动物精神接受目前的工资水平和生活环境，成为经济增长的铺路石。然而，动物精神不仅意味对目前环境约束的被迫接受，也同样意味着他们在这种环境中 将会回归到最为原始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相当程度上，在中国社会频繁发生的暴力，就是这种人为制造的丛林的产物。但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具有动物性的一 面，也同样具有社会性的一面。在他们对社会的反噬方式上，这种社会性也同样会体现出来。自杀当然是一种抗议，残杀幼童则显然更是一种经过精心谋划的个人表 达。而不愿自杀者，不愿杀人者，就会以组织化的方式来显示他们的力量。最近在中国不断涌现的工潮，实际是一个瓦解到极致的社会在最后的底线上重新被组织起 来的迹象。将社会驱散为一群原子化的个体，虽然有利于管制，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但这些个体的悲剧本身却是对道德力量的一种消解。而道义力量始终是一个政 府合法性的最高层面。

对一个将经济增长视为至高无上的国度来说，要实现不断加码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在全民之中塑造一种对财富的一元价值观，甚至对财富的贪婪。换言之，除财富 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价值。只有财富才能带来尊严、荣誉并表征自己的成功。反之，没有财富就没有尊严，就没有生命的意义。以此观察中国最近的三十年，这种财 富的一元价值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具有高度垄断性的价值观念。很多年以前，一位朋友与我辩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时候，曾经提出了一个让我折服的微观证据，他 说：你去看看每个中国人发财致富的愿望有多么强烈，你就会知道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我必须承认，在短期内这种愿望作为一种微观动力，将极大地推动经 济增长速度。然而，更加清楚的是，在一定时期内，财富的总量不可能按照我们的欲望增长，这就意味着，在财富的竞争中，将出现为数众多的失意者。在一个财富 代表了全部生命价值的社会之中，这些人的生命意义将荡然无存。非常明显的是，在中国诸多暴力事件背后的肇事者，都是这些财富竞赛中的输家。就我们的经验而 言，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民族对财富的渴望像中国一样扭曲，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民族的财富价值观具有如此强大的排他性。从某种意义上，它是所谓中国奇迹的 另外一件秘密武器，但在另一面，它显然也是中国社会精神疾病的一个致命病灶。

对财富的极度渴望，既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同样可以成为瓦解这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毒品。最后的结果是前者还是后者，端赖于财富竞争的伦 理。不幸的是，在中国的财富竞争中，充满了掠夺，欺诈，偷窃。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精英们塑造了最好的范本。竞争的本意是优者胜出，并在这个过程中达到最优 的资源配置。但在中国的财富竞赛之中，我们经常看到的却是竟次：比谁更能够不择手段，比谁更能够逾越文明社会的底线，一言以蔽之：比谁更烂。显而易见的 是，在中国的财富竞争中，竟次总是比合乎财富伦理的竞争更容易成为最后的赢家。清楚的是，那些无权者，无势者，那些恪守优良道德的人们将非常容易成为这种 伪竞争的牺牲品。这种情况无时无刻不在教化和暗示我们的人民：这个社会不需要底线。于是，只要暴力是赢得竞赛的手段，那么暴力就是可以的。这实际上是我们 这个社会的潜在的精神指向。

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某些地方政府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教唆角色。我曾经论证，在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增长过程中，越到后期，就越具有零和博弈的色彩。为了维持高速 经济增长，以及这种增长的低成本，中国相当多的地方政府不仅默许，甚至鼓励对弱势群体使用暴力掠夺。无论是对农民土地暴力征收，还是在城市拆迁过程习以为 常的黑社会势力，抑或是城管对街头小贩的合法施暴，我们都可以明确看到地方政府的作用。或许，这的确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但这显然不是普遍受益的经济增长， 而是从弱势者嘴里抢出来的经济增长。当某些地方政府习惯于暴力的时候，那么暴力也一定是他的人民的图腾。在这里，经济增长不只是被异化了，而且变成煽动社 会仇恨和暴力的渊薮。在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长，国家外汇储备积累如山的时候，水面之下的中国社会却变成了一头难以驯服的野兽——这其中蕴含着多么深刻的历史讽刺。

一个热衷于经济增长指标的政府，忽略政府在提供公共品方面的基本职能，是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后果。在一代人的时间之中，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个历史性的蜕化。对 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一直是民族国家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但中国在这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它不仅放弃了诸多公共品的提供，而且将原来提供 的公共品也偷偷地变成GDP增长的筹码。1990年代中期之后，为了抵御GDP的减速，政府不仅将诸如教育、医疗等公共品资源投入所谓市场化运作。这是政府放弃基本职能的一个典型例证。不过在我看来，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品，乃是合乎正义的秩序，符合公平的道德支持。中国以吏为师的传统智慧实际上正是洞悉了国家的这一内在本质。

然而，在最近的几十年之中，某些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提供这些，反而提供了一种充满市侩气息的“闷声发大财”的竞争秘诀，更有甚者，他们越来越多地成为商业利润 的掮客。我们可以看到，越是增长乏力的时候，某些地方政府的亲商主义政策就越是走向极端。从各地政府招商广告中。所谓“一切为了客商”的标语四处可见。我 的一位在美国经商多年的朋友颇为嘲讽地说：他没有见过对企业如此“亲善”的政府。显然，某些地方政府的亲商主义并不是真正为了商业，而是为了扩张GDP以 及充实自己的钱袋子。这样一种极端扭曲的亲商主义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政府将本应用于社会建设的大量公共资源悄悄地转移给了他们相中的企业，而所谓的 社会的溃败则由此开始。这事实上形成了政府与企业的一种系统性的合谋。在这种看不见的合谋中，本应提供公共品的政府失踪了。不仅如此，由于某些地方政府本 身已经成为一个超级企业，那么一切规则、一切秩序、一切道德、一切资源转移都必须有利于这样一个超级企业的利益。如果不符合这个原则，那么就使用暴力加以 强制。非常清楚，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某些地方政府提供的是一种负公共品。

在2007年， 在中国股票市场处于一轮特大牛市的狂欢时刻时，我曾经判断：“中国的牛市与中国社会发展可能构成了某种反向指标关系：看得见的牛市越大，看不见的社会断裂 就越深。在企业及政府牛市的背后，很可能有一个社会及公民的熊市。”现在看来，真是不幸言中。回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美国的麦金利时代，政府也秉承着 一种惊人相似的亲商主义，但后来的进步主义运动证明：一个稳定健康的社会必须在社会和市场之间达成一种平衡。一个被政府遗弃，被企业挤压着的社会一定是一 个暴力丛生的社会。在一次饭局上，当聊起中国最近频发的暴力事件时，一位成功的房地产商人含蓄地谈到了他的忧虑，他说，保安公司现在放开了，我准备去注册 一家保安公司。这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情景。

在改革开放以迄的最近三十年中，在与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成员博弈过程中失意的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不仅没有被安抚，被救济，反而受到主流价值及社会结构上的强烈排斥和抑制，这其实就是隐匿于暴戾中国背后的社会结构.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暴力，每一个国家也都会有暴力，隐藏在暴力背后的原因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但在中国，如果像某些轻薄的传播学者所归因的那样，只是因为 媒体的传播而导致的示范和传染，那就太过于忽视这背后的社会结构和集体意识的意义了。我相信，如果有像某些传播学者所说的所谓传染的话，那至多只是传播的 暴力的形式，而不是暴力本身的动机。显然，是我们重建中国社会的时候了。

地方政府发布了上半年的GDP，据媒体的核算，各省GDP之和比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多出了1.4万亿，两者差了9.9%。

这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政府数据自相矛盾，与统计方法没有太大的关系，方法是全国统一的。令人尴尬的1.4万亿也不能用统计误差来解释，误差应该有正有负，加总起来后相互抵消，不至大到10%的地步。统计官员的疏忽与失职吗？同样说不通，疏忽怎么会是同一方向的？清一色的多算而没有一家少算。

无需著名经济学家的分析，简单的逻辑推理就可得出结论：要么地方政府浮夸虚报，要么国家统计局有意压低，要么两者兼而有之。

地方为何虚报？这是公开的秘密。GDP乃最重要的政绩指标，关系到上司的仕途和官位，地方统计局焉能不知？领导的高升就是下属们的未来，数据就成为烘托和造势的工具。

国家统计局为何要压低？这是未经证实的假说，姑且以小人之心，冒昧猜测。中央政府追求不同的目标，“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大起大落”。请注意，是“平稳较快”，而不是越快越好。去年上半年GDP增长7.4%，今年上半年11.1%，已经有点大落大起的味道，若中央的数字也像地方的那么高，可就显示不出宏观调控的艺术了。

看不懂的还有通胀数字。今年上半年干旱、洪涝灾害频繁见报，地质灾害更是去年同期的十倍多！（照这速度增长，到2012年一定是天崩地裂，被好莱坞不幸言中）。无论天公地母怎样肆虐，农业生产似乎没受什么影响，CPI仅上升了2.6%。有这数字在手，领导信心满满地宣布：经济正朝预想的方向发展。

没有证据，咱不能说CPI数字有假。想起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现象”，何不用货币供应验证一下通胀？于是找出狭义货币M1的数据，做出了下面的这张图。

果不其然，M1的变动很好地解释了CPI通胀率，尽管影响不是当期的，而是滞后六个月。换句话讲，这个月的CPI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六个月前的M1。考虑到时滞效应，图中的M1错后了六个月。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过去的几年中，CPI（红线）的峰值总是在图中高于M1（蓝线）的峰值，而今年上半年却是个明显的例外，红线不仅没有超过反而仅达蓝线峰值的一半。以去年年底为例，M1的增长接近40%，而今年六月份的CPI只增加了2.9%！

怎么回事儿？只有两种可能：通胀不再与货币相关，或者CPI被低报了。如果弗里德曼仍然是正确的，根据这张图，今年二季度的通胀率应在9%以上。这张图也告诉我们，控制通胀的关键仍是货币，如果一味和大蒜、绿豆过不去，除了贻笑大方，不会有任何效果。

若数据不准，宏观经济分析便是假账真算，预测啦、对策啦就和扶乩打卦没啥本质区别，让读书人混碗饭吃而已。笔者研究宏观经济学多年，到头来不得不称其为“伪科学”，原因之一正是数据。

经济学家没准数不打紧，反正谈宏观就像中医把脉，全凭感觉，本来也不怎么用数据。实在混不下去，可以转教国学，或做电视节目，或批量出书，好赖饿不死。领导的数据要是不准，麻烦可就大了，因数据搞错了政策，领导用一句“交学费”，就可轻描淡写地带过，百姓却要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

数据失真，何不加强监管？利益所在，有谁能管得了？管GDP数据，等于管他的官帽子，他不跟你急才怪。病根不在统计方法和管理，而是统计部门的不独立，是干部考核中的GDP挂帅。

这问题不是今日才知，为什么总也不改？因为找不到替代，GDP不挂帅，啥挂帅？按理讲应该是群众满意度，但据说这与我国国情不符。群众的教育程度低，不懂国家大事，官员的政绩只能由他们的上级来评价。可上级日理万机，哪有功夫微服私访，了解下属的作为和民望？只能看几个大指标，不外乎GDP、招商引资额、财政税收之类。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喜欢细腰，宫女就把自己勒得饿昏过去。小到女人的腰围都有水分，何况世界第三（马上就是第二）大经济体的GDP？

认了吧，现有体制下，数据打架不是新闻，不打架才是新闻。见怪不怪，不怪才怪。
轻松点儿，预测一下今后几个月的CPI吧，3.1%、3.2%、…，不会超过3.5%，年底2.9%。
信不信由你。别跟我打赌，和伪学者较什么真儿呀。

最近，备受争议的房地产商任志强先生的一篇博文再度引发讨论。在这篇博文中，任志强讨论了当前80后一代感觉不幸福的原因？指出中国的快速发展让全世界瞩目，然而许多中国的80后年轻人心中却充满迷茫、彷徨、无奈、抱怨和对生不逢时的不满，似乎他们是这个社会中最被剥削、压迫的最底层的一代。

任先生分析的结果，认为原因有几点：一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新一代对生活质量的未来预期过度提高，而政府承诺过度，并且一味牵就一些并不健康的思想言论助长了这种过高的预期。二是80后一代对改革开放前的贫困没有切身的体会，身在福中不知福，今天的“房奴”并非真正的房奴，当年福利分房制度下的职工才是真正的房奴。第三，当前社会的不公平主要不是来自制度，而是各人努力不同，80后受穷怨不得别人，只怨自己没本事，不够努力。贫富不均并非不公平，过去的平均主义才是真正的不公平。

对自己笔下的这个“抱怨的一代”，任志强先生开出的药方是：多想想改革开放前父辈们的生活有多惨，心里就平衡了。另外别尽抱怨他这样的成功人士为富不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想想为什么不能忍受更大的剥削，为什么没有更厉害的手段。再有就是别老把眼光只盯着大城市，中小城市、中西部和农村都大有作为嘛。

任先生的药方，让人想起了计划经济时代政治思想工作非常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忆苦思甜。就是让一些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和老工人现身说法，给年轻人讲述万恶的旧社会劳苦大众怎样过着暗无天日牛马不如的生活，总之把过去说得越惨，效果就越好，再加上信息封闭下“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之类的反复宣讲，极大地提升了当时中国人内心的优越感。任先生大概是非常熟悉这套教育手法，尝到过幸福指数窜升的甜头。问题是此种方法有两个前提，一是信息封闭让人没法和国外横向比，二是你说共同贫穷也好，是大锅饭也罢，当时的社会均平程度也确实让人和人之间没什么好比的，所以只能和旧社会比，和自己的过去比，这一比效果当然还不错。今天的社会这两个前提都不存在了，网络、电视、媒体的空前发达，外国大片天天放着，金发碧眼的广告女郎恨不能从电视屏幕上跳出来钻进你怀里，再加上大大小小的成功人士、知名学者、海外华人隔三差五地为我们描述外国人民天堂一般的幸福生活，你凭什么让80后的年轻人只能“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呢？再说今天哪个中国人周围没有几个发了横财的、买卖房子就象倒白菜的、开着欺实马撞人的、天天写情人日记的主啊？凭什么让骑自行车的装作看不见从身边飞驰而过的宝马，天天闭着眼想“我爹我娘那时候”的毛驴呢？

80后的一代人中是有一些人有不少抱怨，但是哪一代人又可以说从来没有抱怨呢？就连岁数和任先生差不多的许多成功人士，不是也天天抱怨政府为什么总是打压房价违背市场？为什么那么多人不高兴我多买房子拉动内需？国企为什么还不分光卖光让我们好为国分忧？为何不能能者多劳合法拥有三妻四妾？……其实有抱怨并不是什么特别见不得人的事，有抱怨证明有不满，有不满就证明有前进的动力，这是好事啊。今天中国的80后一代人可以抱怨自己的住房不如美国人宽敞，汽车不如日本人新，闲暇没有欧洲人多，足球不如巴西人踢得好，和上一两代人当年只能和旧社会的牛马相比，难道不是一种巨大进步的表现吗？更何况，和某些30后、40后、50后、60后、70后们相比，80后一代的抱怨要健康得多，正常得多，至少没有一些比他们岁数大的中国人面对洋人处处自惭形秽，无地自容，抱怨自己生错了地方，投错了胎，恨不能把黄皮肤漂白那么让人恶心。

任志强先生拼命为贫富分化辩解甚至高声赞美叫好，认为这才体现真正的公平，人们完全可以理解作为三十年来涌现的新富阶层的一员，作为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的一分子，任先生的阶级觉悟和阶级立场还是很坚定的，对现行的市场秩序和党的富“民”政策是有感情的。只不过对于那些穷人，对那些相对“失败”的年轻人，连抱怨几声的权利都不许，任先生是否心态过于霸道了呢？

至于讲到让80后不要迷恋大城市，大城市只是个传说，中西部、中小城镇、广阔的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啊！这话也听着那么耳熟，让人恍惚间回到了百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其实任先生对此大可不必过分操心，漂在大城市的80后固然不少，但是各种犄角旮旯的机会80后也绝不会放过，人家的眼睛雪亮着呐，别说大西部，就是非洲、索马里、阿富汗那样的地方，不是也有不少人闯去了吗？论吃苦，很多80后确实比不上他们的父辈，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比起养尊处优的欧美人，日渐褪化的日本及四小的年轻人，中国的80后还是更多地保留了祖先刻苦耐劳的传统。今天之所以有大量80后汇聚到大城市，并非只是80后们的一厢情愿，而毋宁说是市场的选择，证明大城市的机会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如果市场形势变化，其他地方的机会大于大城市，相信自然会有人离开。这一点，就不劳任先生费心了。

作为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社会成员的一分子，作为经历了计划经济阶段的困窘和艰苦创业获得成功的企业家，任志强对80后青年人的忠告不可谓不语重心长，不过将80后描绘为“抱怨的一代”，显得太不厚道，也过于粗暴。而给80后开出的“忆苦思甜”的药方，让人对任先生身上的革命传统教育的深厚素养深表敬佩，甚至生出今昔何夕之感。然而，一边是自己内心盘算着怎么让收入尽快和比尔盖茨看齐，另一边却让别人满足于“忆苦思甜”式的幸福，是不是有点太自以为得计了呢？

作者：玉昆

观点独到犀利，假设充分客观，论证力透纸背，行文从容斐然。实为难得一见的佳作，令我心有戚戚焉。

袁剑：超级熊市，我们准备好了吗？

后记:这篇文章在但总的博客上发表后，跟帖者中骂声一片，还有声音说但总一直对中国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何要放这么消极的文章,是不是有失选择的水准云云。我就忍不住想说几句，其实这篇文章的重点，不在于未来的十年是否是熊市，也不在于未来10年是熊市还是未来5年是熊市，关键的是要看作者分析的思路，作者实际上是给了我们一个角度，一个可能，告诉我们如果“按此下去”那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结果。只有那些不懂行的人才会执拗于结果，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结果是怎么来，而本身这个结果又这么令他们震惊，所以他们就只能challenge这个结果。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你能从作者的观点中受益还是受害，其实跟你本身的修养有极大的关系。一个没有基本阅读素养的人，可以把作者的本身意图曲解十万八千里。对于这种人，我只能说这么多年的阅读理解你都白做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同样一本武林秘籍，没有底子和邪气横生的人会练得走火入魔，而打通二脉懂得运用之妙的人能活学活用、左右逢源。更有甚者把爱国情绪带入讨论，认为这样的负面文章是不爱国或者不利社会和谐，我觉得这样人是不是很恨自己没有活在文革时代，大有英雄没有用武之地的感觉呢？也有人怀疑作者的学术背景和素养，的确，我也不知道袁剑这个人何许人也，可是见文如见人，从文中可以读到作者的独立思考，这就够了，是对是错，另当别论，全凭你自己的解读，很多时候不可能全对，也不可能全错，全看你自己批判性的接受，事实上，需要问有没有学术背景这种问题的人，自己就是没有学术素养的人，如果你有，你自己就能在文中找到了，之因为你没有，所以只能相信那些所谓强大学术背景的砖家叫兽。

就像脂肪需要不断转化成热量才能令身体保持健康一样，

聪明也需要不断转化成智慧才能令身心保持健康。

注意，聪明过剩是有害的。

这可能是你从未听过的一句话，

但是我相信这有一定的道理。

你仔细回想一下人生中的失败或他人的失败，

这些失败有多少原因是因为鲁笨而导致，

而有多少是因为过分聪明而导致；

答案不证自明。

一个人因为过分聪明的致命缺点是（我相信还有很多）：

会导致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

那些跟你计较眼前利益的、精于算计的人，

大部分会失败。

不是说不需要计算，但是不能因为这些而迷失方向，

也就是说，战术一定要服从于战略。

这一点在股市中尤为明显（因为单纯，我一直觉得股市是一个很理想的社会科学实验场），

无数的事实证明了是笨人而不是聪明人赚到了钱，

聪明人妄图去战胜市场，结果被市场战胜，

而如果笨人认识到了自己的笨，却能战胜市场，

就像定投这种笨方法，战胜了90%以上的投资专家。

所以重点在于你对自己的认识，

要对自己的不足进行充分的认识，

对自己的聪明保持高度的警惕，

而不是对自己的聪明沾沾自喜，

正如苏格拉底所言：了解自己的无知，是唯一真实的知识

让我们再来仔细想想聪明和智慧的区别，

古代造字的人可都是牛人，你看

聪明是什么，是耳聪目明，

耳聪目明，才能感受四周环境的变化，才能对环境迅速作出反映，

然而聪明只是反映了对周遭事物的观察，

你还需要对观察的事物进行总结、提炼、升华，

最终形成一种更长远、更宏观、更有深度的想法，

这就是智慧。

这么多年来，

我们看到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例子还少吗？

所以，下次看到比你聪明的人，

千万不要自叹弗如，

辩证地想想，或许这正是他的弱点；

而有时候如果你发现了自己聪明过剩的情况，

刻意释放一些粗笨来中和掉一些聪明，

或许是值得一试的办法。

Five hundred years ago, Niccolò Machiavelli pose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t is better for a leader to be loved or feared, concluding that if you can’t be both (and few people can), being feared is more effective. While the complexities of human nature resist definition in such stark terms—behaviors lie along a continuum—the question of fear versus love has been a fundamental one for leaders throughout history.

Until a generation or so ago, fear was the predominant model. In the 1950s and 1960s, corporal punishment was common even in public schools, and the workplace was a largely hierarchical and autocratic arena where leaders imposed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based on conformity with the rules. Today, teachers in most of the developed world would instantly lose their jobs for hitting a student, and in the office, too, acceptable models of leadership have shown their softer side. This shift in the predominant leadership model reflects the move from an industrial to an information economy. In factories, you need strict rules and you reward people based on very simple and clear productivity metrics. Knowledge workers don’t respond well to such rigidity, and fearful service employees would have trouble putting on a good face for customers. In fields like advertising, tight controls stifle creativity and commitment.

But even in the developed world, plenty of leaders still rely on fear, and many people continue to put up with it. One reason is simply that people rationalize the fear model as “just the way things are done around here,” as is the case with hazing, arguably a form of leadership among students. Another reason is that some people feel a sense of pride and accomplishment in toughing it out; they find satisfaction in meeting the standards of a very demanding boss. Others simply prefer an autocratic style over an empowering one; they don’t want to decide how to do their work but would rather just know the rules and follow them. Still others actually believe that they will ultimately be more successful with a strong boss, one who will push them beyond the limits to which they’d stretch themselves.

It’s just as well that we have people who can work under these bosses because some circumstances still call for a fear-based style of leadership—where you want to discourage risky behavior, such as in a nuclear power plant. With the stakes so high on safety, tight control—not improvising—is prudent. Employees tend to self-select into these companies. Leaders need to do the same—find roles that match their temperaments.

Indeed, if a leader is stern and autocratic—even rude and insulting—he can inspire great respect if he is also authentic, and if he genuinely cares about the people working for him. Two of the most successful coaches in the history of college basketball exemplify Machiavelli’s two extremes—the feared Bobby Knight at Texas Tech and Mike Krzyzewski, Duke’s beloved Coach K—and both have won devoted followings among players. Coach K, whose leadership style relies on open communication and caring support, wrote a book called Leading with the Heart. Knight, on the other hand, has had a career marked by controversies about his harshness, including allegations that he choked a player during practice. Despite his bullying, he inspires tremendous loyalty and even love. Texas Tech players know what they’re getting into, and they know that Knight’s temper is integral to his being—and that he truly cares about them.

That’s why, five centuries after it was written, we can still take lessons from The Prince. Leading by force and intimidation has its downsides—the potential for the leader’s derailment chief among them. Thanks to his violent behavior and inability or unwillingness to adapt his dominant style to changing societal norms, Knight was eventually fired from his job at Indiana University (though quickly snapped up by Texas Tech). But there are times when the softer approach to leadership is equally ineffective—or simply inauthentic—and rule by fear is the way to go. Successful leaders read the signals and adapt their styles accordingly, but they know their limits. A stretch assignment for a leader might be a developmental opportunity that brings out previously unrecognized strengths—but if the role requires a style beyond the leader’s adaptability, the result is often disastrous.

Scott A. Snook (ssnook@hbs.edu)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unit at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in Boston and a retired U.S. Army colonel.

现如今中国经济面临的复杂环境，说起来真让人头疼，温总理在各地调研的过程中不停地强调：经济复苏面临着复杂形势和很多两难问题。没错，不仅仅是因为欧债危机，更大的威胁来自于中国经济本身的结构性失衡，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也一直被各界讨论，似乎自90年代开始转变经济发展结构就一直在新闻联播上不停得被重复，然而，目前的形势说是左右为难一点也不过分：人民币升值若过快会面临出口恶化、就业困难，不升值又会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既要增强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也不能再走过去一味扩大出口的老路；要提高劳动者收入，但相应的企业成本也会增加；房地产调控不可半途而废，但房地产大幅萎缩也对经济不利；节能减排要上调资源价格，但当前物价需要控制；宏观政策退得过早有二次探底的风险，退得太晚又会加大通胀压力。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似乎到了一个分水岭的时刻，转变得好下一个10年会发展得很顺利，转变得不好，不排除陷入经济沼泽的困境，愈发不可自拔。

是谁令中国经济陷入两难境地？我觉得ZF在这方面要负主要责任，长久以来，我们形成了房地产投资拉动经济的路径依赖，地方ZF没有明确ZF应有的角色，深度卷入了利益集团，目前的改革难在哪里？难就难在地方ZF被卷入，很多刀得先动到自己头上！然而要动自己的刀谈何容易？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的依赖，把中国的房价放在了刀口上：一旦房产出新政，就和开放商一起收缩供应量，而随着需求的累积以及集中的释放，房价在下一次大政策转向后势必被推到一个新高点。而另一方面，地方ZF对城投债的依赖，也正在逐渐暴露中，很多地方ZF融资平台的债务，超过了当地GDP的好几倍！这也必然是把经济置于高风险之下。地方ZF通过简单拉动两块投资就能做到漂亮的政绩，而这种漂亮的政绩后面所隐藏的巨大风险，在官员升职后，谁又会care呢？反正到头来遭殃的，肯定不会是这些官员。

经济身陷囹圄，靠经济刺激只能带来一时的好转，不但没有解决甚至掩盖了深层次的结构问题，而且这种刺激会让经济失衡更为严重。我们看到08年的信贷泛滥，到今天依然只收回了一小部分，流动性泛滥随时可能引发更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又加速了实业经济的资金血液流失，这种流失又加剧了实业经济的动力愈加匮乏，实业经济动力匮乏又会影响到整体的经济表现和国民收入，而与此同时，我们非常惊讶地看到，国家财政收入依然以超过20%的速度高速增长！

中国人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偷懒！就是喜欢耍小聪明。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系统性思维，头痛医头，得过且过，哪个最快能得利就采取哪个方法，至于长远后果一概不管。地方ZF知道卖土地和搞城投公司就能出政绩，就只管拍卖土地收钱，收了钱搞些城投公司再贷点款就上一个又一个“政绩工程”了。国家知道经济不振，就直接印钞票出来到处拉动投资，或者通过人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创造血汗工厂，然而国民真正受益了多少？为何老百姓还是觉得钱越来越少，消费越来越难？短期而言，就像感冒吃了抗生素，这些手段可能是有效果，但长期而言，这种抗药性将导致更严重的问题。

首先要做的什么？ZF不应该自视甚高，应该反省自己的角色是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市场的活跃交易，保证市场成员的交易权利，而不是粗暴地干涉市场！通过人为创造的需求来粉饰市场。正如我马上要跟大家分享的许小年教授的文章中所说的一样：“市场不完美，市场有很多的缺陷，但是有缺陷的市场和有缺陷的ZF比起来，我们宁可选择市场。凯恩斯主义的问题在哪里？他在看到市场缺陷的同时，假设了一个无缺陷的ZF，这是凯恩斯主义从方法论、认识论上最大的问题所在。”我们希望看到的是ZF和市场各司其职，而不是打成一片。任何时候如果遇到了两难的选择，请先不要急于解决眼前的问题，先梳理和思考产生这种两难选择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某种角色和逻辑的混淆？理解了这一点，才是解决问题的开始。

与大家分享许小年教授的“烧钱经济不可持续”，另外要表达我个人对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的敬重！正是他们不媚上不媚下的独立思考，促动了社会的反省，推动了社会进步改革的步伐！